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，其附着的特殊历史背景对电影人具有天然吸引，但故事的演绎成分太大，如果不能做到令人信服，会是最大的麻烦。在编剧刘恒手里，纯熟的编剧技巧努力抹去了墙上的褶皱，导演张艺谋也难得地尽量克制着自己以往过度装修的陋习，实力派演员克里斯汀•贝尔的加盟，更让表演上了一个明显台阶，这一切，令整部电影看上去圆熟、精巧、颇具冲击力，但最终，故事的核心，妓女们牺牲自己拯救女学生的这个抉择，其可信度仍值得商榷——它仍然像是被作者赋予的、强加的——这是这部不可谓不成功的影片，最大的遗憾。
　　
　　
　　 1、命题
　　
　　 1937年12月13，是南京沦陷之日。
　　 次日，五万日军入城，废墟中的六朝古都，就此沦为这支野兽军团的肉食餐厅。从这天起，日本军人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的针对三十多万战俘、平民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。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《金陵十三钗》，讲述的就是日军入城后三天三夜发生在地狱般的南京城里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。
　　 这如果不是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创作的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最悲怆、最高贵的故事，那就一定是最离奇、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。严歌苓以往的小说，喜欢以大历史为背景书写极端困境下的女性传奇，而向以故事短板为国人所诟病的导演张艺谋，则在这本薄薄的小说里嗅到了金灿灿的道德价值和商业前景。然而，任何人要想选择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，在今日之中国，无疑都要冒不难想象的高额风险（事实上，克里斯汀•贝尔先生的一次小小的乡间旅行带来的严重后果让我们意识到，各种潜在的风险还是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）。首先，你无法回避关于贩卖苦难的质疑，当然，即便是严谨如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，这种质疑有时是比较廉价的；其次，在这民族深重的苦难背景里，消费妓女、消费情色的嫌疑也不是完全缺乏根据，朱大可先生那篇《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》，即便投放时机欠妥，也不能完全看做只是空穴来风——追溯民族浩劫的恳切愿望和渲染妓女抗日的娱乐演绎，一个要求严肃、严谨，另一个却很难避免煽情，两厢之力，本身可能相互消解。张艺谋不会全无权衡，围绕在他身边的谋士们，必然也曾反复陈述当中利害，但他最后还是不肯放弃这个难得的“好故事”。那接下来，令故事可信，就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张艺谋找来国内最好的编剧之一刘恒，来为影片勾勒叙事蓝图。
　　 一个成熟的编剧，很快会找到这个故事的支点，他清楚地意识到，自己所面对的其实是个类似《苏菲的选择》那样的“魔鬼交易”。　
　　 《苏菲的选择》，是美国当代小说家威廉•斯泰伦的自传体小说，曾被誉为“西方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作品，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”，这也许过誉了，但故事本身的确相当动人。故事主角苏菲，是二次大战期间遭纳粹迫害的波兰女人，她的一生，完全毁于集中营里的一次痛苦的抉择：在被关押集中营期间，纳粹强迫她在两个子女中作出选择，一个留下来，另一个将被送入焚尸炉，苏菲心如刀绞，在魔鬼的无理命题面前，她选择留下儿子。这个选择，没有拯救任何人，反而毁了她的一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冯小刚备受肯定的《唐山大地震》的戏剧核心，也来自对这个典故的重组。是的，好故事，总是讲过的。
　　 小说《金陵十三钗》面临一个相似的困局：妓女和女学生，该牺牲谁？
　　 这个故事里没有苏菲（假神父米勒实在没有资格作这样的抉择），所以在《金陵十三钗》里，纳粹和苏菲，也许是同一个人。那就是作者本人。但通俗小说作者一般不会让这种无解的道德焦虑困扰自己的写作，所以，她巧妙地引入了一个“英雄情节”——让“十三钗”自己作出这一选择，令人物获得升华，成为拯救者、牺牲者，成为英雄。这也许是通俗作品和严肃作品的最大区别——通俗作品的作者乐意充当上帝之手，随意拨弄人物的行为、定夺其命运，她可能根本不爱玉墨，甚至骨子里乐于剥削她们的特殊身份，而在真正严肃深刻的作品里，作者就是苏菲，就是朗读者、就是钢琴家本人。
　　 剧本沿用了这个手法（它别无选择）。所以，这个抉择既是故事的华彩，也是故事的最大陷阱和软肋。软肋在于，影片中这个高潮并非叙事的终点，而是所有叙事的起点，因为所有努力、所有功课、所有剧作技巧，都将为促成这个结果，令这个选择显得可信而做。
　　《金陵十三钗》最终做到了可信吗？
　　
　　
　　 2、人物的转变是否做到了可信？
　　
　　 小说家出身的编剧刘恒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力，他的剧本最让人叹服的是对白质感，他能写出一流的台词，而一流台词最大的功效，是带入感强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在面对这个敏感题材的时候，剧本在人物深层性格的挖掘上，却没有能够倾其全力，许多地方仍留有遗憾。有时候，这可能不是编剧能力问题，而是命题使然。刘恒的另一个剧本《铁人》也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某种原因，那部主题先行的电影不需要、也不允许他对人物（王进喜）进行更深层挖掘，他于是只把力气花在情节、台词上，观众最终看到一个打了鸡血的王进喜，情绪饱满地过了头。《金陵十三钗》面对的问题异曲同工，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命题不可更改，深层挖掘人物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
　　 这个故事在叙事上的终极目标，是让故事高潮、华彩乐章，妓女们做出“交换”这一选择显得动人（因为可信是做不到的），所以，之前所有叙事，统统都是精心的铺垫。
　　 在影片上映之前，美国影评人多德•麦卡锡曾在《好莱坞报道》发表了一篇评论，明确表达了他的质疑，质疑主要是针对核心人物的这种转变，“不可否认，在和平时期品行不端的人身上，当他们被号召从事伟大无私之举时，会显露出之前所隐藏着的高尚情感和道德。但不管从现实世界或电影本身来说，关于这一巨大转变的环境和方式都是不真实和不可思议的，其中的谋算和衡量被略去了，让最终结果的可信度，或者说，它所应该具有的力度大打折扣。”
　　 多德•麦卡锡对片中两个主要人物（美国人米勒和妓女玉墨）的转变，都表示难以认同，我个人倒认为，米勒的转变恐怕更仓促一些，而玉墨的转变倒是有迹可循、基本成立。剧本为玉墨的最后转变，埋下了不少于五层的铺垫：
　　 第一层铺垫，是日本士兵第一次冲进教堂，面对妓女们可能暴露，书娟选择了离开地窖口，让玉墨及其姐妹们得以保全，而女学生们却因此而险遭强奸（当中一个更坠楼身亡），对玉墨来说，这是救命之恩。这是恩。
　　 第二层铺垫，是李教官和玉墨的一次对话，原本可以撤出南京城的教导队，正是为了掩护这群女学生而全体阵亡，他们不能白死，对玉墨来说，这是同龄人的一个临终嘱托。这是义。
　　 第三层铺垫，是米勒的转变，米勒这个垂涎美色的“二流子”，这个局外人，为了这群孩子，都能有此义举，让玉墨觉得孩子们真的很有机会幸存，这让她们的牺牲有了意义。这是价值。
　　 第四层铺垫，是米勒向玉墨坦白寻琴弦女子的惨死，这让玉墨心悸，她由此想到自己的身世，她上过教会学校，第一次接客也在这个年纪，所以她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受此凌辱、虐杀。这是情感基础。
　　 第五层铺垫，就是书娟带孩子们爬上钟楼，欲跳楼自杀，这直接导致玉墨做出了她的抉择。这是迫切性。
　　 所以，玉墨的转变和选择，是说得通的。她的选择，乃是一个有过教会教育背景的女子的人道主义，任何一个成人在那样一个现场，为了孩子，都有可能这样做。说不通的，是其他女人在她的感召下，迅速、决绝地做出同样的选择，而这些人中的多数是面目不清的，我们看不到她们身上有这种层层递进的铺垫，所以剧本巧妙地安排了次日临上车前小蚊子的恐惧、反悔情节，这是个极有必要的补丁。但补丁只是补丁。也有女性观众敏锐地觉察到，妓女们的选择（不是玉墨的选择）有着天真的一面，作者或许正是利用了她们对职业、身份的卑贱感，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这一诗句的引用，是令人当时感动，而事后叫人感到不快的一笔。妓女们作为牺牲行为的主体，并没有得到足够笔墨来具体剖析，她们仍然是一个个被简单赋予了行动的卑贱群体。所以，玉墨选择做“英雄”，有完整的自觉过程，而其他妓女，则是在她的感召下，幻想出了一种精神升华的价值。如果连做英雄都仍然是集体无意识，这个故事的先进性在哪里？它的确有一个巧妙包裹下的主旋律叙事的嫌疑。
　　 这是整个剧作，最令人遗憾的地方。它并没有做到可信。
　　 此外，米勒的转变，显然就更缺乏说服力了。日本兵第一次冲进教堂企图强奸女学生，米勒的挺身而出是可信的，这是一种普通的人道主义、英雄主义，而当他外出寻找两个妓女遇到同乡，有机会逃离南京却选择放弃的时候，情节处理就有些草率。当然，我们都记得，米勒后来在玉墨面前吐露心声，他告诉玉墨，自己的女儿如果活着，是12岁，正是和女学生们一样大的年纪。但这样就足够吗？这也是个补丁。在叙事中，补丁的特点是，不补，就露个破绽，补，则说明这里曾经有个破绽。
　　 相比米勒由“坏”到“好”的转变，他的痛苦与纠结尤显更轻，特别是他还刚刚目睹了两个女人被虐杀的血腥场景（相信这个场景所营造的真实感会令所有观众不寒而栗），我很难接受他会简单默许“自己所爱的女人”作出这样“伟大的决定”并付诸行动却无崩溃迹象——这种崩溃，想象一下如果玉墨是你的女儿，你的女友，应该都是不难体会的。
　　 多德•麦卡锡有个词用地十分恰当：不可思议。
　　 但由于剧本整体完成地实在很顺畅，至少在电影院里呆坐的这145分钟里，我们来不及考虑这些，你只能跟着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跑动，在恐惧和压抑中，对一切信以为真。
　　
　　
　　 3、真正好的电影，不会只停留在故事层面
　　
　　 真正好的电影，当然要有一个很好的故事，但绝不会只停留在故事的第一层面。
　　 十三个妓女为了救十三个女学生，慨然赴死，这是典型东方古典价值观的故事，而这命题本身是不可信的，尤其放置在背景过于厚重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画面之上。如果不能做到深沉，就绝不要露出轻佻的马脚。是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已经在咬牙克制，但零星之处，毫无必要地渲染扭动的屁股、灿烂的旗袍……特别是《秦淮景》段落对于幻觉场景的处理，恶趣味一次又一次地在局部地区爆发。
　　 总体上，《金陵十三钗》是一部相当不错的通俗作品，面对这个异常严肃的题材，张艺谋很认真，却不够克制，剧本很精彩，但在许多层面远没有达到完美，而视觉呈现上，更有些不周之处。在这样一个故事里仍然无法遏制自己的某些趣味，让我对张艺谋……真的很挠头。
　　 我记得在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的结尾有这样一个细节，年老的詹姆斯•瑞恩带着全家老小来到二战阵亡将士墓地，在米勒上尉的白色墓碑前，他满含热泪，恳求妻子回答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：“告诉我，我这辈子没有白活？”这个一稿剧本里根本没有的情节和台词，是斯皮尔伯格在剧本改动中最动人的一笔。而《金陵十三钗》，缺少这种醇厚的东西。书娟对“妓女姐姐们”的牺牲缺少一个明朗的态度，最后窗口的定格画面，只传达了一种遗憾的感情。对十三岁的女学生书娟来说，这也许足够，但对电影、对这部电影的亿万观众，这并不足够。
　　 如果《金陵十三钗》不能算是一部一流电影，盖因为创作者对牺牲者、受难者的态度，缺少必要怜悯，即便这个问题也许是原著所带来。在《苏菲的选择》里，你清楚地看到、感受到母亲的灵魂之痛，而《金陵十三钗》你看不到作者的这种痛苦，更看不到这种痛苦达到了更深层次，所以，它无法和《钢琴家》、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相提并论，就很正常了。但是，也许对于一部“张艺谋电影”来说，它必须得到某种肯定，因为这显然是张艺谋十年来最好的作品，如果这是一个新起点，张艺谋就值得我们期待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　　 《电影世界》2012年1月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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